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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瘦身” 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本报记者 邵志媛报道

已经实施两年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近日再瘦身。

近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商务部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以下简称《负面清单(2020年版)》),并自公布之日起落地执行。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负面清单(2020年版)》在放开“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资格认定”等3项措施、删除“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的检验许可”等14项规定的同时,谨慎增列了“金融控股公司设立管理相关措施”以及“未经许可不得超规模流转土地经营权”等少数事项。

缩减18%管理事项

据了解,2020年版清单比2019年版清单再减8项;与2018年版清单相比,事项数量由151项缩减至123项,缩减比例达到18%;与2016年试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328个事项相比,缩减比例达62%。

“清单的修订出台,有利于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实现平等准入,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总体来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运行平稳,对全社会市场主体的预期和行为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企业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政府行为得到更好规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逐步实现更好结合。

知名财经评论员司徒正襟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分析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负面清单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和市场经济的辅助行政手段,一直以来在规范外资在华进行产业投资和行业投资上发挥引导作用,能够通过看得见的手调整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在2018年以后的统一市场准入清单之后,在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中国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新举措,负面清单项目上的持续缩减,体现了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的持续不断努力,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和缩减准入壁垒,从要素市场上的资源、管理等方面解放全要素生产力束缚,为经济增长增添活力。

“负面清单管理的核心,即除了负面清单禁止和限制的,其他领域都可放开,这与法律中的‘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思路是一致的。负面清单越短,说明国家放开的领域越多。中国连续缩减负面清单,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措施。这也体现了我国加大‘放管服’改革的力度。” 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贺军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道。

孟玮介绍,中国持续清理和规范违规制定的准入类负面清单,取消各地区自行编制发布的市场准入类负面清单23个,有效杜绝了“负面清单满天飞”的情况,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在不断增强。

放开“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资格认定”

据了解,此次《负面清单(2020年版)》进一步放开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资格认定”3条限制性政策。

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例,11月30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曾表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已公开征求意见,完善后将尽快发布。

“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资格认定,是中国进一步放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碳排放市场的举措。过去,中国对于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有一定的门槛限制,如要求‘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500万元,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开办资金不少于?300?万元。应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以及开展核查工作所需的设施和办公条件’。”贺军对记者表示。

他指出,目前我国重点排放企业已在筹备建立碳市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预计将在未来五年内趋于成熟完善,全国碳市场有可能于2021年启动交易。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体制安排,放宽相关领域市场准入将激活这一市场的竞争与活力,以市场化手段促进节能减排。为支持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放开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资格认定,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性措施。

司徒正襟则指出,放开“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资格认定”是发展与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实践。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方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改以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创造性地采用科学的发展模式和新发展理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基础上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既往矛盾。开放该项认定,无疑是为实现碳中和的必要措施。中国始终认真履行《巴塞尔公约》,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也是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承诺,将对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再“加码”

当然,负面清单修订并不是只减不增,而是有增有减。

记者注意到,不久前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管理的内容,也增列在此次清单之内。

按照《负面清单(2020年版)》要求,未获得许可,不得设立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或变更其股权结构。其中强调,金融控股公司设立;变更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修改公司章程;投资控股其他金融机构;增加或者减少对所控股金融机构的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导致控制权变更或者丧失;分立、合并、解散或者破产的审批等事项需获得许可。

“将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措施增列入清单,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今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其中第一条就是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管理,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股东资质、资金来源和运用、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做出了具体的监管要求,因而相关条款列入了负面清单。此外,中国在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应当防范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同时也要防范国内的一些金融控股企业借助互联网与平台经济消灭对手,抑制市场竞争。”贺军说道。

此外,记者还看到,根据“放管服”改革进展,新版清单还删除了“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的检验许可”“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审批”“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等14条管理措施。

显而易见,我国在负面清单具体条款数目上已大幅缩减,那么,未来负面清单还需怎样调整?

司徒正襟指出,负面清单的调节应始终遵循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改革的时间进行实践和调整。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过程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阶段,从外资银行入股到去年的部分开放投资机构和券商入股,到今年的许可部分外资保险机构进行股权投资,再到最近的外资信托机构的准入门槛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管理无不遵循了这样一个规则,都是循序渐进的。期待未来能够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引入的同时,建立国际认可的市场评级制度,将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纳入中国企业和市场的评级竞争中,将现代金融体系和与之配套的监管理论进行中国化引入,从技术引入-高校吸收-人才培训-技能上岗-系统提升-市场融入的角度来实现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整体代际升级和监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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